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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