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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辩护，迫使警方将铁丝笼子撤走。成千上万的人在审判期间涌上约翰内斯堡街头，抗议斯揣敦政府①的反民主行为。

①斯揣敦，1954年继马兰成为南非政府首脑，1958年8月病逝。

由于缺少罪证并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1957年12月，大法官宣布停止对61名被告的起诉，其中包括卢图利酋长和奥立弗·坦博。卢图利酋长不无遗憾地表示：“当我接到被释放的消息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真实的情况是我宁愿与我的同志们一起去经历整个事件。”确实，整个审判充满着戏剧性。当午饭送到审判进行的特维斯特大街的操练厅时，被告们边吃边四处走动，和因为管制禁令而丧失了联系的老朋友交谈、说笑。在没完没了的出示证据、证人出庭的过程中，被告有的打瞌睡，有的织毛衣，整个场景让人很难想象是一场叛国罪审判。

主要的审判于1958年8月开始。辩护律师的队伍由一批精明强干的律师组成。他们中有包括具有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身份的伊斯拉尔·梅塞尔和布莱姆·费希尔。此案亦引起了国际法学界的注意，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专门派了观察员旁听。哈佛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德也专程赶来，并向伦敦的《泰晤士报》写稿报道审判过程。这时，所有被告均已获得保释。

这一审判案也使一些白人对种族主义政权的认识更加清醒。他们创立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正如《新世纪》的编辑、叛国罪被告福尔曼所说的，参加这个基金的“恰好是白人社会的那个阶层”，这些人常年来与政治问题毫无关连。他们中间包括开普敦的大主教、约翰内斯堡和格雷厄姆斯敦的主教、开普敦大教堂的教长、全体自由党和工党议员，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校长以及许多教授。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坎农·约翰·科林斯亦在伦敦发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援助基金。

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贝克律师是一位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他在法庭上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你的自由对欧洲人不构成直接威胁吗？”“不，它不会构成对欧洲人的直接威胁，”曼德拉明确地回答：“我们不是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在这与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人的支持。很清楚，非洲人国民大会始终坚持种族和睦的方针，我们谴责任何人鼓吹的种族主义。”1959年1月19日，法庭不得不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消。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这些被告人之中。

这时，曼德拉还刚刚结婚。然而，他既没有自由到处去旅游，也没有闲情逸致去享受“蜜月”的温情，他不得不往来穿梭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忙。对那段生活温妮·曼德拉是这样回忆的：

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的生活仍旧是不正常的。每天早晨，纳尔逊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我则到奥兰多去。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比勒陀利亚。在那里，他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回家之后，他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他抓紧时间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他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要强迫他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他必须到某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他出去以后，我要接待一连串的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被关起来了，要求纳尔逊把他们保释出来。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坦博不顾“集团居住法”的规定，冒着被指控和驱逐的危险，仍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每天一清早就开始上班，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白天赶到90英里远的比勒陀利亚去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熬过单调的一天后，又开车返回办公室，继续办案。有时，他还要把一些被告同伴开车送回家。周末，曼德拉还在奥兰多开办了一个法律所，在奥兰多那座门牌号为幻15的小房子里为黑人办案。

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也偶尔有些小花絮。在一次聚会上，曼德拉和温妮快结束时才到。他确实很忙，难得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温妮的年轻美貌很快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兴趣。“喂，纳尔逊，你在什么地方碰到这位小姑娘的？”一位朋友明知故问。“哦，你不知道吗？这是我从守旧派人群中抢救出来的。”曼德拉的诙谐引起了一场大笑，弄得温妮不知所措。“这么说，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啦。”“不对，应该说是政治救星。”又是一场哄笑。还有一次，当人们问及温妮的工作时，曼德拉一本正经地说，“她是专和碎骨头和交通事故打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