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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8日通过的“非法组织法”无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来说，都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成立才刚刚1年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大会领导人索布克韦在反通行证的行动中自愿违法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勒巴洛、科萨纳等都先后被拘留。大部分领导是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才被捕的，于是根据公安条例，他们被控有煽动暴行之罪。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运动的策略就是鼓励全体会员到警察局去自愿被逮捕，并要求逮捕后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支付罚款；这样，组织的领导层在宣布非法后几乎面临崩溃。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不同。它对这一法令在思想上缺乏准备，这是因为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鼓吹过使用暴力，每次行动都以温和的方式和公开的号召来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后不久提出的M计划的设想，就是组织有朝一日丧失合法地位而被迫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的实施为城镇支部保存了一部分基本力量。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拒绝解散，并立即转入地下活动，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非法组织法”是南非政府对民主力量的一次反扑。它不仅使政府有权禁止任何组织的活动，还对策动罢工的组织者或违抗法律的人处以极严厉的刑罚：5年以下的徒刑，500英镑罚款，鞭抽10下，或是其中的两项并罚。这比蔑视运动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处罚重了10倍。当时对上述违法的处置是6个月监禁或50英镑罚款，或两项并罚。

而制定这些法律的基本依据是这些组织旨在用暴力推翻政府。司法部长弗朗索瓦·伊拉斯摩斯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南非任何主张白人至上和白人领导的白人政府屈膝投降，他们不指望和平和秩序。他们需要的不是使南非所有的班图人挣1英镑一天，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其他非洲人参加运动，指责卢图利和其他非洲领导人是暗地里策划暴力行动的两面派。

白人政府的另一条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南非黑人，他们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意愿。伊拉斯摩斯认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有70000人，“还不到全体班图人的1％”。政府与班图人沟通的最好办法是土著权力机构，而不是这两个激进组织。据他们看来，“99％的班图人支持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对政府的强硬政策，也有不同意见。统一党和进步党认为，不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目的如何，他们的组织并未对现状构成威胁。这种镇压手段只会导致更强烈的反抗。要求得稳定，城市的黑人必须有某种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非法组织法”实施的第二天，4月9日，一个被时局搅得神经失常的德兰士瓦的白人农场主开枪打伤南非总理维沃尔德。10天后，土地部长保罗·索尔发表讲话，认为南非旧的历史在沙佩维尔结束，国家应重新认真地考虑它的种族关系政策。有些白人雇主慑于动乱中爆发出来的黑人力量，主动给黑人雇员增加工资。

非洲人国民大会面对政府的镇压措施，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它派出了坦博、诺克韦等一批谈判能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到国外寻求国际援助并开展其他工作。4月8日晚上，从开普敦逃出来的坦博化装成塞戈尔的司机，俩人连夜驱车到达约翰内斯堡。在与其他的非国大领导商量后，塞戈尔又驾车将坦博送到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边境。凌晨3点钟，他们进入了贝专纳兰，然后又在车里睡了一觉。早上，他们走进了地区长官的办公室，“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1960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坦博和马基韦纳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尤素福·达杜、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发言人纳纳·马霍莫和彼得·莫洛齐发起成立了南非统一战线。这个协调组织一成立，就在阿克拉、开罗、达累斯萨拉姆和伦敦等地积极工作，一方面寻求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要求国际上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不幸的是，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南非国内的领导人极力反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合行动，这个统一战线只存在了18个月就夭折了。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内力量团结在曼德拉和西苏鲁的周围，积极策划下一步行动。196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