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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并自己想法做了一把开监狱大门的钥匙。1974年的一天，难友马哈拉吉被带到开普敦一个诊所看牙医。他发现，这位牙医自己也有一个亲戚被关在监狱，对政治犯十分同情。更令他惊喜的是，他发现诊所二楼的窗户下就是一条小路，这不正是逃跑的绝妙地点吗？

回到监狱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悄悄地将此信息告诉了曼德拉和其他几位难友。他建议可以约几个人一起实行逃跑计划。于是，好几位难友都申请去看牙医。有一天，马哈拉吉、曼德拉、姆克瓦依和另一名犯人一起去看牙医。临行前，他们三人已通好气，一致同意越狱逃跑，但第四个犯人拒绝一起行动。曼德拉对此人有些怀疑，说：“他是否会去告密呢？”当他们三人来到牙医诊所时，发现二楼的窗户确实如马哈拉吉所说，正对着小街。三人高兴极了。突然，马哈拉吉皱起了眉头。他小声地说：“有点不对劲。大白天，又是在开普敦市中心，街上怎么会没有一个人影呢？”果真，街心死一般的沉寂。一上次我在这儿时交通拥挤，人来人往。这可能是圈套。”曼德拉也同意他的判断。这样，此次越狱计划只好放弃了。

在凯西和西苏鲁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凯西则建议：“你知道什么时候发表这部回忆录最适宜吗？你的60岁生日那天。还有四年功夫呢。”但是，在监狱里写东西谈何容易。曼德拉说干就干，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10点钟起来后一直工作到凌晨。在采石场工作后，他睡到晚饭时刻，然后吃完饭再睡。后来，他告诉狱方，睡得不舒服，不能到采石场工作。这样整个白天都可以用来睡觉。

曼德拉的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他即完成了初稿，他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利沃尼亚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手稿以一种流水作业方式在几位难友中传阅。凯西一般在第二天拿到曼德拉头天晚上完成的手稿，写下评论，一起读给西苏鲁听。然后，凯西将两人的意见一起写在手稿上，再转给奇巴。奇巴于第二天晚上将手稿压缩为“近乎显微镜里才能看到似的缩写”，将10页手稿上的内容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将手稿带出去则是马哈拉吉的任务了。马哈拉吉将这些缩写手稿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在他被释放时将手稿带出去发表。

但是，原手稿也应妥善保存啊！只有在缩写稿顺利带出去以后才可以销毁。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几个星期后，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几天以后，副监狱长鲁埃将曼德拉、西苏鲁和凯西三人叫去，以滥用学习权利非法写书的名义取消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曼德拉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前途的信心深深地感染着身边的难友。针对监狱当局的种种限制，他据理力争。有一次，他向监狱负责安全的头目奥堪普上校严正地提出，他有权与奥立弗·坦博建立通讯联系，以交换彼此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看法。难怪与曼德拉～起坐了12年牢的马哈拉吉谈到：“他对前途的信心一直在增长。他从来没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能活不到出狱了。无论在私下交谈，还是在公开场合，他都很乐观。”

曼德拉不仅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的核心，他还注意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他在监狱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更深切地认识到在南非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国度里，要反对种族隔离制，民族团结是何等重要。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连监狱的看守都不放过，千方百计与他们打交道，以图建立比较正常的工作关系。在上、中、下三级监狱官员中，他与中层官员的关系最差，这大概是因为这一层官员为了向上爬，往往不顾廉耻，不讲道德。而对上层，曼德拉总是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同时也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一些监狱管理问题。对于下层，曼德拉则力争搞好关系。他和白人看守格列高里的友谊即是一例。

刚与曼德拉接触时，格列高里对关于他和其他黑人领袖的谣言深信不疑，认为曼德拉是恐怖分子。格列高里后来说：“我那时对他们这种人仍有偏见，以为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将我们赶下海去。”然而，曼德拉的自强自尊和深沉含蓄的气质很快就打动了他。他说：“我发现曼德拉可能天生是个领袖，我开始尊敬他。”这位代号为466／64的重要政治犯如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