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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刑。这就是政府所谈的“变化”。

这次以违犯“治安法”第6款而遭逮捕的还有12名妇女和索韦托的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先生。莫特拉纳曾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黑尔堡支部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1952年参加了蔑视运动，后来成为索韦托的社区代言人。政府企图把煽动1976年6月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他和温妮身上。而当时他们建立黑人家长协会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情恶化，尽管他们知道“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也无法让他们离开大街”。在后来的审判中，莫特拉纳和温妮不仅反驳了政府提供的证据，而且赢得了这场6000兰特的诽谤罪官司。他们被释放，并且因被诽谤中伤而得到赔偿金。

这时，南非与周边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1975年8月，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已使它陷入军事行动的泥潭并遭到非洲国家的一致谴责。同时，东面的莫桑比克同苏联和古巴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而北面的罗得西亚游击战逐步升级。为了解决罗得西亚的危机，同时改善美国与南非的双边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决定于1977年5月下旬访问南非。南非政府为顺利接待安德鲁·扬费尽了心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以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它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都控制起来。按原定日程安排，安德鲁·扬要访问索韦托，以了解1976年6月暴动的情况。南非政府决定将温妮·曼德拉转移出索韦托。

1977年5月16日深夜，温妮·曼德拉正在埋头复习社会学课程。她当时正在上函授大学，主攻工业和政治社会学。由于白天要上班，复习和作业只能留到晚上进行，开夜车对她已习以为常。交作业是有时间规定的，她往往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钟或2点半。突然，她听到门外有嘈杂的脚步声和人声。自从曼德拉被捕以后，温妮的生活从未平静过，或是警察的例行搜查，或是便衣的日常监视，或是告密者的骚扰，或是破坏者的威胁。她对这种干扰已司空见惯。温妮没在意，做完第二天要交的作业，合上本子，就上床睡觉了。

大约凌晨4点钟左右，熟睡中的温妮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惊醒。她仔细听了一下，声音更大了，敲门、打窗户，随后是狗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从容地坐起来，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走过去打开了门。20名穿着便装的警察在院子里，一个个全副武装。温妮没有说话，弯腰提起了那只随时准备被捕时用的手提箱，里面装满了日常用品：衣服、牙刷、梳子和化妆用品等。警察告诉她：“你被捕了。”温妮还没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被便衣警察塞进警车拉走了。可怜的津荠被一个人留下来，她像往常一样，强忍着泪水，望着远去的警车。

对温妮的审讯进行了几个小时，毫无结果。上午10点钟，津荠被一群警察带来，她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你就要被流放到自由邦去了。”这时，温妮才第一次意识到：她要被流放了。警察搜查了温妮在索韦托的家后，从床上撕下了床罩和床单，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捆在一起，放在军用卡车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