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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北非、中东、南亚，结果完全不同的其他民族社会的转型程序一样，不是起于某一单纯的社会，或某种特殊的基因，而单线发展出来的一种所谓「历史的必然」。

更具体一点的说，这次东方民族社会的大转型，是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的「商鞅变法」，而完成于公元前二世纪末由汉武帝所落实的「盐铁专卖」。由这次转型，从封建社会转变到「国家强于社会」这一特殊模式的「宇宙帝国」，其后竟变成一种「定型」。一延两千余年，没有发生基本上的改变！——在这两千余年中，朝代兴亡、民族分合、文化盛衰、英雄起伏，生产升降、商业胀缩千变万化，更是说不胜说。但是换人不换马，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根基既然屹立不移，则社会的上层建筑纵有剧烈的变动，也万变不离其宗。

从「千年不变」到「十年一变」

再把范围缩小来说。那约束人民社会行为的「三纲五常」，不但丝毫未动，就小到如「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嫡庶同居的多妻习俗、「守孝三年」的丧葬旧礼、「三考取士」的科举考试、之乎也者的晦涩文言、五言七言的旧体诗歌、载歌载舞的表演艺术、水墨为主的传统国画、千篇一律的宗教雕塑乃至于痛苦呻吟的裹脚缠足，哪一项不是千年不变呢？

生活方式不变，并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其实两千年来，就科技发展来说，至少有一千年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中国的「四大发明」不用说了，就是内外科医术、制瓷、缫丝、造船等，直至现代前期，中国都是领先世界的。但是科技之进步与生活方式之变化是互为表里的。从常理推测，或根据白种民族的历史经验，则科技进化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递增；生产力的不断上涨，势必要引起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从而产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那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中国里，这种社会自然进化的力量，却克服不了本社会中已经制度化而早巳根深蒂固的社会惰性。这一惰性也就限制了科技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发展。相反的，它却发生了抑制生产力的反作用，而迁就其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

换言之，人工制造的社会惰性，为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设限；自然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极限，则生产力就不能促进社会本身作性质上的变化。如此一来，则社会发展的程序，也就就地打转，两千年不变。资本主义也就永远出不来了。

但是话说回头，「不变」又有什么不好呢？因此我们的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政治家，都没有觉得不变有什么不好。相反的，大家对现状不满，却认为是今不如古，变坏了的结果。把乌托邦、理想国，建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大家就里应外合地搞出一套完整的东方文化的体系来。——这个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中东文明」、「印度文明」、非拉的土著文明是截然有别的。他们分别发展，各具特性，不是任何单纯的社会模型或发展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可是我们这个就地打转、千年不变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在十九世纪中叶，突遭冲击。既经冲击，我们这个「静如处子」的古老社会，忽然就「动如脱兔」的变了起来——简直是十年一变。一变则面目全非。女大十八变，一百五十年来，我们那个千年不变之习，一下就变了至少十五变。清末民初的古代不去谈了，就看蒋毛二公逝世后的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各自在政治社会上的性质变化，就何止三变？

慢说「三变」，就是一变——如台湾的「言论自由」和大陆上的「一国两制」，在传统中国都是一千年也变不出来的花样啊！读者可能不以为意，因为你「身在此山中」。我们搞历史的一翻历史书，就大惊失色了。

两岸今天还在变啊！大陆上要变出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湾要变出个「没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了，则可以维持五十年一百年，甚至两千年不再变了。这就是所谓「定型」。变而未通，就只好继续变了。历史原是没有底的嘛！时间反正多的是。——但是生为「华裔」，我们总希望这个「通」和「定型」早日到来。

「突破」与「转型」的规律

反过来再问一句：中国历史原是千年不变的嘛！为什么一旦变起来，便十年一变，变得没个底呢？简单的说来，就是个「瓶颈」的问题了。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瓶颈一旦淤塞，则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就要像上节所述，只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