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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分装头,下有大英洋皮鞋),从早到晚(早起刷牙刮须,晚上如厕熄灯上床),岂不是早已「全盘西化」了,有什么稀奇呢!——大陆农村太落后,等到他们也像我们生活在都市的人,全盘西化了,也就不再落后了。
以上所说的,只是我们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其实国家大政、典章制度、学术文化,无一不然也。——只是这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中,各行各业都有其先知先觉的带头人,这就是我们所谓「开风气」的大师了。
且举几个领导我们转型的巨人来看看:
?领导我们作政治转型的是康有为、孙文(中山);
?领导我们作军事转型的是李鸿章、袁世凯、蒋百里、蒋介石(中正)、毛泽东;
?领导我们搞外交转型的是李鸿章、顾维钧、周恩来;
?领导我们作哲学思想转型的是胡适、陈独秀;
?领导我们作语言文学转型的是胡适、周树人(鲁迅);
?领导我们作教育道德转型的是蔡元培、张伯苓、胡适;
?领导我们作建筑学转型的是梁思成、贝聿铭;
?领导我们作图书管理学和目录学转型的是袁同礼、蒋复璁;
?领导我们作(其他转型的至少还可举出百人)
换言之,近百余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皆有其各自的「转型运动」——通过「西化」的阶段,到达「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后自有其自然前进发展的规律。在这各行各业的转型运动中也各有其「启蒙大师」。我个人试拟上列诸人为例,就是说明,袁同礼在近代中国,是位领导我们搞现代图书管理学和现代目录学的带头人和启蒙大师——这便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座位」。
传统目录学现代化的领导者
「目录学」原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在传统中国能「博极群书」,能「由博返约」才是大学者。只通一经的一通百不通,在汉以后,就不能算是大儒了。所以目录学实是众学之源。
搞图书分类学和图书管理学,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汉代的「七略」、隋唐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都是独步全球的。到乾隆修《四库全书》(与美国革命同时),我们四库一部,足敌全球其他各国所有图书之总和。真是欹欤盛哉。不幸近两百年来,西方突飞猛进,我们就落伍了。
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搞两千年不变,也实在是太保守了。再者「孔家店」这个托拉斯,一下就把持了「四库」的四分之一(经部),也太霸道了。等到胡适出现,搞反托拉斯法,把「经、子」拉平之后,因而我国传统的藏书楼,便天下大乱了——两千年传统,毁于一旦,如何是好?
文化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孔家的托拉斯既倒,下面的百货商店通统都得改装重建。因此才有新式图书馆之出现,和新的图书馆学会之成立。主其事者都是名震一时的学者文人如梁启超和蔡元培等人。对他们说来,「老式的」、「传统的」图书管理方法和老式的「四部分类法」是不能再沿用了。他们要改用「新式的」、「洋式的」、「西式的」方法。但是梁举人和蔡进士这种小脚放大的旧式新文人,知道啥洋式、西式呢?——在新的建制里,他们不能不顶个头衔,至于实际工作,老进士、老举人就一团漆黑了。这样,那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享有图书管理学位,和实际(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袁同礼就脱颖而出了。
从北京到台北
关于袁氏详细学历经历,读者可参阅上引三传。这儿只想一提那与时代有关键性的若干要点。袁氏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与傅斯年、沈雁冰(茅盾)同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九二〇年留学入纽约哥大。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哥大本科,再入纽约州大前身之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一九二三年毕业,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再赴欧洲考察实习一年。一九二四年归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长,一九二五年改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长。同时近代中国新式(西式)的图书馆学会开始出现;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京图书馆」正式成立。——中国敬老尊贤的旧传统,规定了必须由一些有名的高官、耆宿挂名作「首长」,而这些新式建设的筹备、建立和实际管理,即由一个「内行」的青年袁同礼,一肩挑之。「外行」老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因此近代中国才第一次有新式(西式)图书馆之出现。——以上还是军阀时代。迨国民党完成北伐,袁氏乃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