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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六十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姐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姐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姐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一八五三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弗洛伊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四十八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街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种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队,虽白天也一样的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繖(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和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页一二一四,引《贼情汇纂》卷六。)
读完这段报导文学,我们不妨闭目试思,在今日北京和台北,除了国庆和党生日大游行之外,哪有这种场面呢?毛泽东在文革时代发烧,其场景或有过之,那也只是偶尔一次。哪能像东王杨秀清「每一出府」,都来这么一下呢?!
再者,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渣滓普罗的王洪文和杨秀清
有如此实权的东王,每次出府,在轿前轿后,都要玩两个三十六节的大龙灯,算啥名堂呢?朋友,这就是「知识」(Knowledge)与「趣味」(taste)的等级问题了。知识高者,趣味随之上升。知识低者,则趣味也随之降级。国人叫做「低级趣味」;西人叫做poor taste是也。
毛泽东把刘少奇打为「工贼」。其实刘少奇是个搞工运的士大夫,非工贼也。像王洪文那种人,才可以叫工贼。他是确确实实的工人,但是在厂内他却不是勤勤恳恳、努力生产的好工人。他是个调皮捣蛋、无事生非、里戳外捣、上拍下压的捣蛋鬼。但是这种人往往是领袖人才,善于活动,长于组织。一旦时来运转,工运爆发,他们就会乘直升机,扶摇直上。
工人如此,农民亦然。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时,他最欣赏的一些什么「打烂伞的」、「穿破鞋的」(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版。《毛选》中被删去)都是这种人。毛的马列水平甚低,他把这种马克思所说的「渣滓普罗阶级」(lumpen﹒proletariat,原文为德语),误为普罗的主力。因为只有这种渣滓才能帮他在农运中抓权。这一不幸,一直延长到「解放后」。在中共土改期间,受难最大的大地主固罪有应得,可是「贫、下中农」之外的善良的小地主、自耕农、富农、上中农、中中农,也被他们斗的家破人亡,实在是人类社会史、道德史、政治史上最大的「社会不平」(Socialinjustice)。
马克思的警告之外,搞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卢梭说:「有权利者,如不加以限制,无不滥用其权的。」他的后辈韦伯说:「无限制权利,无限制腐化。」都是根据实际观察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结晶之一。但是搞它个一知半解,便从而专政之,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如果政权再抓到渣滓普罗手里,那就更要火上加油。其为害实有甚于封建,不信请看四人帮。
诸位试思:如果王洪文做了东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