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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林彪」（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用不着搞什么「五七一」就可接班。但是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他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的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　老泰山明怨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作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一期

八、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他们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与。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的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的，「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椿「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红卫兵」。他们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滥觞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驱除鞑虏」那时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