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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也得节约。张志善讲起那时的情景，说八年抗战都没那么苦。比长征呢，也就是缺了敌人在后面追。可战士干部的工作情绪仍然非常高昂。晚上唱歌，哼河南梆子山东小调，吃过饭睡觉还唱两支歌，情绪非常好。过去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和战士一块吃一块住，后来到了商丘步校，跟战士感情就差了一些。这次到了戈壁滩，大家又是同吃同住，感情又恢复到了战争年代的那种样子。那时水缺得厉害，一个人一天刷牙、洗脸、吃饭只有半缸子水。但就是这点水也要到远处去拉。新疆鄯善县有一个地方叫底坎，这里有一个水泉，我们战士送水，发现这个水泉以后，大家都跳起来了，说找到水了。可维吾尔族老百姓看到我们，那衣服是破的，棉花露着，就把我们当野人，都吓跑了。

勘探大队在敦煌地区工作到10月底时已基本完成任务，陈士榘与苏联专家随后来到现场，视察了试验场各区域位置。当时核试验场的爆心被初步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距离约130公里。这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建场因素就是高空气象的情况。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当地的气象资料，专家先要回到苏联，经过研究分析和敦煌相邻地区的气象资料，才能做出答复。

就在常勇和张志善率领这支部队去敦煌勘察的时候，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在大连也接到了调令。张蕴钰说，1958年8月初，正在北京开会的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陈赓叫你来，你赶紧动身，我在北京饭店等你。第二天我就从大连坐火车去了。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曾绍山就领我到灵境胡同去见陈赓。陈赓原是我们兵团的司令，他这个人很简单，一见面就说张蕴钰你来啦。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可以吧？他是老首长又是那么高级别的领导，我还能说什么？我说服从命令。陈赓接着就说，那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第二天，张蕴钰便去总参装备部见安东。安东和他以前就很熟，对他说，知道你这几天要来。陈士榘司令员组织了一些人和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位置，现在到了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你可以先回去交待工作，休息休息。

两个月之后，张蕴钰把家搬到北京，住在广安门志愿军办事处宿舍。这时常勇回来了，找到他介绍了一番情况：国防部组织了选场委员会，由陈士榘、江文、唐凯、李兆邦、常勇和塞风组成，苏联专家安德列也夫等四名专家也参加。经过实地考察，初步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现在成立了一个勘察大队，张志善任大队长，常勇任政委，史国华任副大队长。

张蕴钰早在12年前就看过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电影。那时他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参谋组工作。1946年9月3日是反法西斯胜利一周年纪念日，代表团租来一部美国电影《女战士》，影片中有原子弹爆炸的情景。他当时只是惊叹原子弹天崩地裂的威力，哪曾想到，十几年之后竟然真的会和原子弹结缘。

10月20日，张蕴钰乘火车一路西行，在红柳园下车，然后再到达敦煌。这里长年干旱少雨，全县只有5万来人，城内街道很狭小，县政府和民房都是土坯建造的。在城南关驻地，张蕴钰见到了常勇和张志善、史国华、卫垒等人，他们都已经在这里辛苦了好几个月了。

初步选定的后坑场区在玉门关之外，玉门关朝西方向有一个豁口，长约二十来米，一米厚的墙，像一个圆形的土围子。显然，这里已经远不是几千年前那座著名的汉代关塞模样了。荒漠上只有一些零星的芨芨草、罗布麻和胡杨树，汽车只要一停下来，蚊子就成群结队围过来。张蕴钰说，常勇和张志善他们给我作了介绍；　说苏联顾问已经勘察过了，陈士榘也来过后坑这儿，并且提了一句说，这个地点只能试验两万吨的原子弹。我听他们这么一讲，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美国人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过三百多万吨的氢弹了，我们中国建个核试验场怎么能只搞2万吨的，这恐怕不行吧。最后，该看的都看完了，回来的路上，我就越来越感觉这事情不太对劲。一方面这里离敦煌的直线距离才120公里，太近了，第二个是这里的地质都是大孔土，能搞建筑吗？施工用水从哪里来？回到驻地，我们几个一起议了议，摆了摆这里的试验条件，认为还是另外选场为好。

回到北京，张蕴钰分别向安东、陈士榘和万毅汇报了情况，又在陈赓召开的办公会上作了汇报。张蕴钰将前面所做的勘察工作讲了一下，最后说，这地方条件不够理想，恐怕做核试验场区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