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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第81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不肯留下来。又过了一阵子，只好经过部领导批准算是离婚了。刘允斌回国后先是在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室当主任，大家都反映他没有架子。他曾对我说：你要想让别人做什么事，首先自己去做。譬如打扫卫生、保持实验室清洁，你只要拿起抹布来擦就行了。他喜欢吃辣的，已经辣得嘴上唏哈唏哈的了，还是不停地说，好吃，好吃。1960年困难时期发给他的一点补助油、黄豆什么的，他都拿来让我帮他做了一块吃。当时所里的高干子弟就有家里来汽车接回北京城里去过周末的事，他却总是和大家一起挤班车进城。有一阵子没有油，班车停开，他也和大家一起步行，到良乡去乘火车回家。听他说，困难时期因为孩子多，他家吃的比起别的领导人家里更加紧张。1962年据说要调什么人去包头建立锂材料研究室，人家不太想去，刘允斌主动表示愿意去。我和他谈起此事时，他说：我爸爸总是教导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要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才行。

刘允斌去了西北，那地方就是张诚当厂长的包头核元件厂。刘允斌到了包头工厂，把原来准备遣送走的、社会关系不好的技术人员都通通留了下来，团结大家一起研究究竟怎么上试验。

核元件厂也已经严重缺粮了，一天，包头市副市长把张诚找去，说仓库里面的粮食只有很少一点了，你赶紧派人把粮食领走吧，不然的话，你们吃饭都不能保证了。当时国家实行粮食计划供应，许多地方和部门就虚报人数，有1500人，却往上报2000人，不这样的话，上面拨下来的粮食就不够吃。乌兰夫听汇报时了解到核元件厂的粮食困难，就表态说，我们内蒙古再困难也不能不管这个厂子的吃饭。乌兰夫当即确定给包头核元件厂40头奶牛，500头羊，500头猪，还叫厂子里搞养鸡厂，确定给他们80％的细粮。另外还给了1200立方米木材供厂子搞基建。

工厂初创时期，周围有很多土地，种了大面积的土豆。因为饿，人们收土豆的时候洗都不洗就啃上了。大食堂里面堆了些土豆，人们打完饭之后，就蹲在那个地方吃。有一次，设计处的董弘琪在土豆堆跟前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拿了两个土豆，装进大衣口袋，恰巧让食堂的人看见了，上来就是一顿搜。处长苗志峰得知此事，就开会批评。事情汇报到副厂长杨朴那里，杨朴说不要这样，不要批评，不就是拿了两个土豆嘛，又不是什么大事，你老批评不好。

国家困难，很多人饿着肚子，刘允斌自然也一样，饿得脸发青，腿浮肿，前胸贴后背。他父亲虽然贵为国家元首，也同样停止了吃肉，减少了副食。刘允斌不由得想起他那苏联妻子的话——中国人太穷了。

1967年，刘允斌被诬为刘少奇的黑孝子和苏修特务，受到了种种批判与侮辱。

过去一些曾受到刘允斌帮助的老工人和老同事，看到他就把头别在一边。一些平时经常来串门的人，现在充当起打手，有人甚至揪住他的头发，给他坐喷气式飞机，要他揭发刘少奇。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点来钟，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满身伤痕，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他草草洗了把脸，就和衣而卧。第二天，在家属区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