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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想，中央决定了1964年，但是少奇同志讲了，总理也讲了，我们原来也讲过，不行的话1965年，还有个缓冲嘛。后来爆炸成功了，张爱萍一见我，几次都拍我肩膀，说，刘杰，怎么样，我说六四年，你说六五年。我只好说，你说得对。那时候提出两年规划时，确实条件不是太具备，有一定风险，所以有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我一再说，我对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但不能说有绝对把握。我们说，力争1964年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也有可能争不到啊。究竟如何，还得由实践来检验。现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切经过试验，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因此，我在发言中一再说，如果经过努力，两年规划在1964年未能实现，1965年我们再干半年，留半年的余地。同志们听后，认为言之有理，都表示赞成。曾一度主张推迟第一颗爆炸试验时间表的同志也表示完全同意，这样，认识就统一起来了。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在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有缺点。我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比较多，其他同志各管一段、一面，不大了解全面情况，这是造成在两年规划问题上一定时间内认识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是班长，我负有主要责任。在讨论两年规划时，我做过自我批评，并在会后采取了改正措施。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许多担子都要压到刘杰的头上来，上上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令人劳心费神。有时甚至制造某个设备时要用什么样的钢材，他都要过问。有人讲，刘杰管的太细了。

刘杰说，事后回想，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总工程师？像真空阀门的事，弹簧箱的事，蒙乃尔金的事，你不好拍板啊。弹簧箱是铀浓缩厂的一种设备，按照苏联的设计，使用寿命是一万次，但我们制造的只能达到几千次，用不用，也要我来拍板。这都是经验教训吧。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1962年一年时间，头发就秃了。但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你说一个科学技术要用什么办法，用这个办法好，那个办法好，比如爆轰试验到底用谁的方法，那都是个决策问题。而我呢，就是要争取时间，要让原子弹能够很快的构成，定型，我就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了。我要是光去区分哪个先进，哪个落后，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这就要在实践当中一边摸索，一边学习了。为了掌握全局，一是向老师学，请专家讲课，二是自己读一些书。记得在那个小楼里，夏天太热，汗流浃背，也顾不上这些，只一股劲要努力多学些，多补充一点基本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些技术决策中，在专家们见解有分歧时正确拍板。两年规划，就是吸取了长期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战略研究经验，从实践中学来的。说起来，我在地质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受了，我一转业，中央让搞地质，那个时候天知道什么是地质啊。我就总结了两条，一条呢，有些同志一进门以后，就钻到技术里边去了。另一条路线，首先是看全局，抓全局，你这里有几种学说，大体上是怎么样形成的，工作里头分几个大的部分，有着什么不同的意见，还考虑各种专家不同的特点，国家的要求怎么样，我们实际怎么样，然后再分门别类地了解。有一次彭真同志去原子能研究所，在汽车上我问彭真同志，搞这个东西我是外行，应该怎么办呢？彭真说了两句话，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专家是困难的，但是你要学习，有分辨能力就不错了。这两句话恰好也是我在地质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我们不要急于钻进去，那技术，钻的越深越好，但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东西，而是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认真地学习思考，在里边寻找利弊得失。现实的、理想的、近期的、远期的都要想，要善于在这里思考。学习的时候找老师，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这是老老师，我们在饭店里请他们讲课，还有小老师，什么邓佐卿啊，朱培基啊，都是我的小老师。还采取个别谈的办法。像谢振羽，那时候我非常佩服她，在化学上遇到问题就找她。个别谈谈的好处是，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便于交流和分析。我自己没有更多的经验，中心的问题就是靠大家。

第95节：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1）

第二十七章

为什么代号叫“596”

病得不是时候——内部人写了一封信——联合工作组来到二机部——　各查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