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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采访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奸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第三五○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道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约时报》　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道与电报，　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道。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找到德丁的报道的侥幸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原件。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道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该报缩微胶卷，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道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道，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报道。于是，我决定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