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亲爱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大陆的奥运金牌运动员到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堆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安排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他们自己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怎么我对“民族”这东西感觉这么冷?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政治上,这不稀奇,任何“独立”的追求过程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因为“独立”不“独立”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