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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曼德拉的来信给她以鼓舞和力量。这些来信语言细腻，感情真挚，既有深深的眷恋，又有深刻的启迪。有时，曼德拉还教她怎样对付可恶的当局，难怪温妮认为曼德拉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和一名作家。1980年5月，温妮·曼德拉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此案后被推迟审理。在一封来信中，曼德拉告诫温妮，为对付此案，她需要“比好运气还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一案件对所有受到牵连的人都关系重大。他从律师的角度告诉温妮高度警惕，因为“不管实际的指控多么微不足道，法庭总要毫不例外地把对你的审判弄得非同寻常”。他深信，只有那些坚韧不拔、诚心诚意和深诸此行的朋友们的技巧才能化险为夷。最后，他深情地写道：

希望你能告诉我开庭的日期和最后结果。与此同时，我将思念着你，特别是当你接到命令要走上被告席，并且要听取那些可以预料的和意料之外的政府方面的证词时，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知，你受尽磨难是由于你对孩子们和我以及对我们的大家庭的热爱和忠诚。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爱和忠诚。随着你的到来，这种爱情和忠贞一次比一次更强有力地震撼着我。

在布兰德福特的日子里，温妮通过办托儿所、卫生站、自助小组、编织小组等社会福利组织，不仅结识了一大批黑人朋友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也逐渐改变了一些白人居民对她的看法，德瓦尔一家就是一例。德瓦尔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惟一的一位辩护律师。温妮受她的律师的推荐，决定去找他作为自己的法律代理人。当温妮第一次在他的事务所拜访他时，他紧张得把握在手里的笔掉到地板上。从职业道德上说，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委托。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数次地竭尽全力把温妮从监牢里弄出来，又多次出庭为温妮辩护。为此，他遭到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的训斥：“为什么不让她找一位犹太人律师？到底是什么魔鬼迫使你去给那个女人辩护的？”为此，他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德瓦尔的妻子阿黛丽则更富人情味。第一次见面，她就对温妮很热情：“在这样一个地方，你一定孤独得要命。欢迎你随时到我家来坐。我想你一定喜欢读些书吧。”随后，她又赶紧准备了热汤热饭，让温妮和孩子带回家去，因为她们当时刚到，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温妮后来回忆说：“白人的布兰德福特，那是我第一次受到富有人情味的待遇。像这样待人接物的，她是第一位。”很快，她的女儿索尼娅又和津荠成了好朋友。两位不同肤色的小女孩互相谈着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生活和朋友。

两年后，温妮决定不再委托德瓦尔先生办案，而由自己直接同约翰内斯堡打交道。然而，她对德瓦尔一家在那样的环境中为她分忧解难是深怀敬意的：“德瓦尔一家是非常勇敢的。”曼德拉也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要求温妮向德瓦尔先生表示感谢：“你必须给他写封正式的感谢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孤立的居民区受理我们的案子，德瓦尔先生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气。有的人就他应当如何对待我们进行挑拨和煽动就是一个明证。他同我们家的联系突出地表明他和他的妻子一家人有着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而德瓦尔在与温妮的交往中也逐渐认识到，像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应该坐牢，《自由宪章》鼓吹的正是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平等和睦相处。

还有的阿非里卡人为了帮助曼德拉夫人而献出了生命。科利斯·海廷是曼德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在威尔科姆当医生。他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在经济上援助温妮一家，并从10月份起开始为温妮办理为他工作的许可证。他准备于1979年3月1日正式雇用曼德拉夫人为他工作。自从他访问了温妮在布兰德福特的住所后，他就被人跟踪，但他毫不畏惧。依然为许可证的正式批准奔忙。3月亚日，他又来到布兰德福特询问许可证事宜。晚上8点，在离温妮住所约6公里处，他的车子神秘地翻了，他当场死去。很明显，凶手在谋杀成功后逃走了。温妮对他的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