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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61）。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62）。

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著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

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63），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

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籍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64）。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65）。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

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66），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

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

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67）。

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68），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69），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

有主题，无方法

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个与众无异的地方军头而已（70）。

第二，袁世凯想做皇帝，实际上是和孙氏一样要搞个寡头政治。他的「从龙之士」如杨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学识兼优的老革命党员。他们和孙公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议会政治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他们主张帝制，亦何尝不想搞出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来（71）。可是他们忘记了康、梁覆辙的教训，搞错了方法，以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令读史者为之叹息（72）。

前已言之